不搞行政审批，采用地方答辩、专家评审等竞争性手段分配财政资金，近一段时间，中央向地方下拨12亿元危旧粮库维修资金、2013年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试点等中央财政资金引入竞争性分配模式，引发各界广泛关注。

尽管财政资金竞争性分配并非新事物，广东等多地早已推广实施，但将这一创新形式引入中央财政资金分配，释放出财税体制改革提速的重要信号。

如何堵住财政资金分配中的制度漏洞和权力寻租，实现公开透明分配财政资金，是财政体制改革绕不开的难点。

不仅如此，在中国改革的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的破解，都似乎与财税体制改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财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以一整段篇幅部署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新思路，虽然更多详文尚待公布，但足以引发各界对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期待。

“公报的一大亮点是重新定位财政职能，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看财税改革，并强调构建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进一步提升了财政的重要性。”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14日对记者说。

财政，一头挑着公平，一头挑着效率。在公报提出的改革举措中，“完善立法”位列首位。

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指出，依法理财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破解财政管理中存在的资金分配不公平、地方财政缺乏自主财力、资金使用效率不高等问题，亟须解决财与法“两张皮”问题。深化税制、预算等所有财税改革都应在法治化基础上推进，同时加快修订预算法、推进税收立法等财税法治化进程。

当前，随着财政资金规模日渐增大，如何花好财政资金，用制度约束财政分钱，解决专项转移支付名目繁多、资金多头下达分散使用等体制顽疾也成为下一步财税体制改革的难题之一。

对此，公报明确将“透明预算”“提高效率”等关键词写入财税体制改革目标。专家表示，这些新提法新表述，意味着下一步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将进一步加快。

高培勇指出，当前我国虽然实现了编制四本预算的全口径预算，但管理办法各自有差别，政府基金预算表面是一本预算，实际更像是政府部门的私房钱，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也继续加大统筹使用力度。下一步必须规范政府预算制度，实现全口径预算的公开透明。

此外，针对当前预算执行中存在的一些软约束或随意调节预算以及财政转移支付中随意性较大等问题，专家建议应在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中强化制度约束，细化各类预算编制，提升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并提高预算监管力度，减少资金浪费。

财税改革中最受关注的是税制改革。针对外界关注的宏观税负问题，公报做出的“改革税制、稳定税负”的部署也给予社会明确预期。

“这一表述无疑让社会吃了一颗‘定心丸’。”刘尚希说，这表明今后税负增长将会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既避免税收增长过高，增加宏观税负，也避免税收增长过低，导致赤字债务扩大，加剧财政风险。

专家指出，在房产税、资源税、环境税、消费税等可能推进的税制改革有望呈现适当增税效果的同时，“稳定税负”的表述背后包含着未来国家将继续坚持结构性减税政策，营改增、中小企业税收优惠等举措将继续为企业和社会减负。

而在公报列举的财税改革举措中，如何理顺中央和地方事权与财权关系问题无疑是最受关注的。

刘尚希说，公报提出要“明确事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些表述的背后更强调支出责任，蕴含了“钱由谁来花更合理”的问题。

“当前财税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是，地方的支出责任明显偏大，中央支出责任明显偏小，事权重心过度下移容易引发各种矛盾并导致政府效率低下。”刘尚希说，未来应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上移部分支出责任和事权应当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他同时建议，类似全国性的干道建设、大江大河治理、边防性事务、缉毒等支出责任都应该收归中央由中央财政负担。

也有专家指出，“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虽是老话但同样蕴含新意。这一表述更多强调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概念，没有提省市县乡四级地方架构。尽量压缩地方层级，有利于给地方更多自主权，地方会有更多积极性因地制宜考虑地方的财税体制改革。